当铺，这个在解放后已绝迹的特殊行业，它在旧社会曾经以高利盘剥城市平民和贫苦农民而得到过畸形发展。

　　当铺是对个人发放高利抵押借款的行业。他和银行、钱庄㊣向工商㊣户放款不同，放款时不✅是由承担经济偿还责任的中保人给借款人做信用保证，而是由借款人（这时叫当户或当主㊣）把金银首饰、衣服、农具、家具等财产（㊣行话叫当货）交给当铺做抵押。

　　由当铺对抵押品进行估价，按估定的价㊣格发放借款，同时定明满当期限、利率和租栈费（也有称保管费㊣的）开给当票。

　　当票到㊣了满当期，当户要向当铺归还当㊣本，付清利息和栈租费才能赎回抵押品，如果到期不赎，就成为死当（也叫绝当），死当的抵押品叫做满货，所有权就属于当铺了。满货由当铺变卖处理，抵还借款和利息，至于满货变卖多少钱，这就与当户无关了。

　　归绥的典当业历史比较悠久，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初时期，其时㊣就有从山西右玉来㊣人在归绥经营小押当。押当比典当规模小，资本少，收当的一般是些衣服等不太值钱不占地方的东西。

　　据《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全国银行年鉴》所载，恒盛当的字号匾㊣额还是康熙亲笔所题，可惜这块“御笔”匾额因为这家当铺几易其主，字号屡有㊣变更，而没有留传下来做个历史见证。

　　其中㊣延续时间最长，资本最雄厚的应推“复源当”，这家当铺开设于光绪五年✅（公元1879年），到民国年间登记的股东是杜永堂和曹喜二人，架本（在典当业中称资本为架本）白银三万两，当址设在东顺城㊣街西头路南，现在市人民银行宿舍㊣院就㊣是当年的复源当。

　　其㊣余七家当铺是：设在小北街的“义源当”基础设施投资模式，美人桥的“兴隆当”，五十家街㊣的“源胜当”，通顺街的“日升当”，南柴火市㊣的“元茂当”，牛桥的“源恒当”和新✅城东街✅的“聚丰当”。

　　据一九三六年发表的统计数字，当时归绥各家当铺的架本共计四十万元以上，那时的币值还比较㊣稳定，这个架本数已是相当可观的了。

　　抗战✅开始，日军侵占归绥，实行经济统制。这八家当铺㊣㊣被“同和实业银行”合并为“兴亚当”，同和实业银行㊣又加入资本，变成了日伪的官办当铺，成为直接向贫民㊣盘剥和筹措侵略战争经费的工具。

　　抗战胜利后，兴亚当停业，为“绥远✅省银行”所接收。原已歇业的八家当铺，等待清理兴亚当，归还财产继续复业。但是等候近一年没有消息。

　　一九四六年四月由李敬万（大南街15号）田森明、梁师斋、阎之经（同住东顺城街31号）向归绥市政府提出申请，要另行筹集资金恢复当业。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绥远省政府召开会议，商讨当铺复业问题。

　　李本唐代表源恒当，田森明代表复源当，张映椿代表义源当，曹良臣代表元茂当，郭守礼代表聚丰当，五家要求复业的当商参加了会议。在商讨中，当商和原省政府发生了分歧，分歧焦点在如何确定满当期限和利率上。

　　当时，原绥远省政府拟定了典当业十条“遵办事项”，其中规定满当期限是金银衣服类八个月，农具类一年，当商提出暂定一律四个月过期㊣绝当；“遵办事项”规定利率是金银类九分利（每百元当本，月息九元）、衣服类八分利、农具类七分利，取消租栈费，当商提出十二分利。两方相去甚远，互相争执不下，一直拖到一九四七年六月。

　　这时伪法币严重贬值，物价㊣逐日上涨。当商又申报同意原省政府规定满当期限，但是把利率又提高到金银衣服类十五分，农具类十二分。经过一年多讨价还价，原绥远省政府最㊣终“核准备案”了。

　　随着，住在新✅城北街一号㊣院的徐德发、陈绍虞、郭守礼三人又筹集资本三千万元，申请在新城开㊣设了一家“复合押当股份有限公司”。到绥远省和平解放前夕，呼和浩有六家当铺在营业。

　　典当业本来是以贫民为对象，趁人之危进行㊣高利盘剥的行业，但在旧社会却受到官府的许多美㊣誉，比如把当铺誉为“平民之金融机关”，说“平民咸赖当铺接济”、“农民之赖以挹注者，惟有典当”等等，颇有慈善事业的味道。

　　然而，它巧取豪夺的本质是很难掩盖的。首先是高利率，前面提到的十五分利暂且不说，就以一九三六年币值稳定㊣的时候而论，那时银行、钱庄的放款利率是月息一分，商号放款也在一分三、四之间，而典当利事当时是三分，相当于钱庄的三倍。

　　对当货的估价也是很厉㊣害的一手，金银首饰不论加工多细，一概按金银论价，压成色、扣潮气（㊣脏垢），七折八扣典当属于什么行业，就不值多少了。衣服、农具、用具等，多则㊣㊣对半估价，少则三成四成。估价低不但可以少放款，更重要的是，一旦过㊣期不赎成了㊣绝当，当铺即使削价出售或者拍卖也可大获其利。

　　解放后，取消了这一行业，农村成立了信用合作社，政府对生活有困难的农民和城镇居㊣民多方进行救济和合理安置。典当业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